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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杨绛:这个时代最让人惦念的隐士

时间:2018-07-02 13:04来源:未知 作者:珠海翻译公司 点击:

  我们曾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,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仅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
 
  ——杨绛
 
  (文章来源:转载)
 
  这位百岁老人是学者、作家、翻译家,也是钱钟书眼中“最贤的妻,最才的女”,她被世人称作是“这个时代最让人惦念的隐士”。
 
  杨绛
 
  钱钟书夫人,杨季康,
 
  生于1911年7月17日,
 
 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,
 
  1935至1938年留学英法,
 
  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任教。
 
  
  






 
 
  杨绛一生译作虽不算多,但每一部都是精品。她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是公认的佳作,曾被邓小平当作国礼赠送给西班牙国王。该译本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,是《堂吉诃德》的所有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。
 
  机缘巧合走上翻译之路
 
  
 
  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要追溯到清华读研时。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,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,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《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?》。杨绛当时心想,莫非叶先生在考校钟书的未婚妻么?要知道,她英文虽好,却从未学过、做过翻译。杨绛硬着头皮“应考”,没想到却获得叶公的连连称赞,并将她的译文推举发表到《新月》杂志。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,走上了翻译的道路。
 
  实际上,杨绛不仅中英文俱佳,还自修法文。她在大学期间曾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,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都称赞不已的法语。深厚的外语功底,为她后来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的基础。
 
  译著丰富,成绩斐然
 
  杨绛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,最出色的译著要属《吉尔·布拉斯》和《堂吉诃德》两部。1954年 ,杨绛开始翻译法国作家勒萨日的长篇小说《吉尔·布拉斯》,受到了朱光潜的高度称赞:我国散文(小说)翻译“杨绛最好”。
 
  1958年,47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,打算从原文翻译《堂吉诃德》。十年浩劫开始时 ,杨绛已经译出了一、二两卷。译稿历经“文革”的摧残,“被没收、丢弃在废纸堆里”,杨绛历尽周折,终于使译稿得以保全。 “文革”结束后,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改,《堂吉诃德》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。同年6月,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,杨绛应邀参加国宴,她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被邓小平作为礼物,送给西班牙王室。为表彰她对西班牙文化的贡献,1986年10月,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”。
 
  
 
  1999年,88岁高龄的杨绛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《斐多》,六万余字。《斐多》描绘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义当日,与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,这些讨论至今仍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。杨绛在翻译时多方参考,并为读者作了详细的注释。她在此书的译后记中说道,“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,投入全部掉自己。”
 
  
 
  1950年,杨绛翻译了西班牙名著《小癞子》。起初是从法译本转译的,十年动乱之后,杨绛又根据富尔歇 ·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版西班牙原本重新翻译。1978年,这本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。1983年后, 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,使译本更加完善。
 
  
 
  此外,杨绛还译有《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》等佳作,译林出版社曾出版了三卷 《杨绛译文集》。
 
  
 
  提出“翻译点烦”论
 
  在杨绛看来,翻译 “一切得听从主人 , 不能自作主张 。而且一仆二主 , 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:一是原著,二是译文的读者”。也就是说,译者需要细腻地体察到原作者的字句和字句间的含义 , 同时也需要让译文读者体会到原文 。而译者又不能在翻译中加入自己的理解 。完全体会原作尚且不易,贴合原著表达则是难上加难 。
 
  
 
  尽管被朱光潜这样的大学者、大翻译家,极力推崇为中国散文体(小说)译得最好的翻译家 ,但杨绛自己却从来不自满,而是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 。她说, “翻译是我的学习 ”, “我对自己的翻译,总觉得难臻完善 ”。杨绛在翻译过程中,特别注重对翻译理论的探索,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“点烦论”。她在自己撰写的《翻译的技巧》一文中称:
 
  
 
  简掉可简的字,就是唐代刘知几《史通》、《外篇》所谓“点烦”。芟芜去杂,可减掉大批“废字”,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。这是一道很细致、也很艰巨的工序。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;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。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。(一)“点烦”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。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,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,不能颠倒,也不能连接为一句,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。(二)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。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,读来会觉得迫促,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。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,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。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。
 
  
 
  短短二百余字包却含义丰富,这便是人所共知的“翻译点烦”论。如果说钱钟书的“化境”论是从理论上为翻译开创了一种理想境界的话,那么杨绛的“点烦”论则是从实践上为翻译开辟了一条可行之道。